|
《家的围城》
一九九八年初，一部沉寂了多年的名剧——《娜拉》，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剧场上演。这台由中国和挪威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的话剧，一经上演，便在北京引起了轰动。
一八九七年圣诞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出于对女性婚姻问题的关注，仅用几天时间，就塑造出《娜拉》，这样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走出婚姻牢笼的女性形象。易卜生无从知道，十几年后，这个形象成为了一个东方古国女性们的偶像。
《娜拉》在中国最早的演出可以追溯到1915年，地点是北京大学的校园。
五四新文化时期，话剧《娜拉》走出了校园，走上了街头。当时最有影响的译本是由胡适等人翻译的。胡适还模仿《娜拉》的剧情，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从那时起，娜拉，成为中国女性追求平等解放、个性独立的精神楷模。
王苹十六岁时，家中为她许下一门亲事，由于王苹的坚决抗拒，这桩婚事夭折了。也许正是不低头，不顺从的天性，促成了她对“娜拉”这一角色表演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的这次演出，不仅仅影响到王苹的个人和家族，由于宣传了走出家门，走上社会，这部剧遭到了当局的禁演。
88年前，浙江省周庄镇，罗琼在这里出生。72年前，罗琼不满母亲为她订下的亲事，离家出走，她不想再重复母亲走过的道路。
罗琼提到的冲喜，指的是男女订婚后，男方患病，便由男方家马上把女子娶过门，据说这样能赶走病魔。早年间的婚事，一般是在成亲男女未成年时，便由父辈和媒人订下，一经决定，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潘达予本家姓丁，嫁过来后，她便只改成夫姓。潘家是安徽歙县的大户。如今在歙县依然保存着七十多座明清时建造的贞节牌坊，向如今的人们讲述着，上一个时代，女性的楷模们遵从的人生准则。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在各地方政府的文书中，还有大量表彰贞节烈妇的文字。其中殉夫的女子更是受到褒奖。
关家几代是朝廷命官，光宗耀祖的心情，使关家的女儿对死的选择义无反顾。
官宦家庭的女子，一般是自小接受礼教约束，平民家庭出生的潘达予，却是在大喜的日子来到之际，才了解到她今后应该如何举手投足。
婚礼热闹非凡的场面，成了潘达予抹不掉的一段记忆。
婚礼的喧闹过后，是新婚燕尔的温存，也许还夹带着初婚女子的憧憬，但不到一个月，伴着丈夫的病逝，潘达予七十六年独守空房的生活开始了。
三天婚礼，三十天婚期，一生的孤苦，潘达予没有考虑过再嫁。再嫁还将失去名声、财产，和所有生存的依靠。
关家的女儿绝食绝药，死后与丈夫同葬后。家中得到了县里颁发的烈女牌。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满清统治的瓦解，从明朝延续了几百年的褒扬贞节烈妇的制度被革除了。
一个名叫李尧棠的青年学生被唤起了，十三年后，改名为巴金的他，为他的《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取名为《家》，这个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
一年后，巴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年轻的灵魂。小说中的大哥觉新对家族的软弱、妥协，使身边的女子一个个的走上绝路。这个角色正是巴金的长兄李尧枚的真实写照。
女教师王苹在《娜拉》演出风波后，在家中受尽了责骂，在社会上，各种非议也纠缠不休。
日后，王苹在大江南北辗转多年，继续在舞台上扮演她钟爱的角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悄然退潮之际，五位北国女大学生来到海边，青春的激情使她们昼夜守在海边，互相倾诉着对爱情的向往和憧憬，这是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的序篇。
庐隐原名黄英，是活跃的五四新人，也是著作惊人的现代作家，被茅盾先生称作五四女作家第一人。
小说《海滨故人》在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序篇之后，便是对五个女主人公在现实的爱和婚姻的漩涡中苦苦思索挣扎的诉说。她们在父亲的家、丈夫的家反复艰难地徘徊着。 海滨故人将去向何处呢？
1926年8月，庐隐独自一人来到福州市郊的鼓岭，这是她护送丈夫郭梦良棺柩回老家的第二年。在这里，庐隐每天散步，看太阳升起、落下，然后就是不停地写作。在鼓岭的56天里，她一口气写下了十多篇小说。
郭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封建大家庭，朋友们都无法相信，性情豪爽的庐隐，怎么会走进这座封闭沉闷的郭家大院。郭梦良也是五四期间非常活跃的作家，他的第一次婚姻是被包办的。1919年，庐隐来到北京，她靠教书挣来的钱，读上了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当时的庐隐敢作敢为，十分活跃，在新文化运动中写下了她第一批作品。在文学研究会她与福建同乡郭梦良相识、相爱。为了爱情，庐隐不顾郭梦良已有妻室，愿意跟他结婚，她唯一的要求是在郭家拥有与郭的原配夫人同等的地位。在当时的福建，这被叫作“两头大”。庐隐、郭梦良都是向往自由的五四青年，但面对顽固的封建礼教传统习俗，当初两人的誓约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爆发于本世纪一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抨击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以深刻的思想变革影响了一代中国女性。当时有一批先进的男性作家站在这场运动的前沿，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鲁迅曾经对女大学生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接着又写出了小说《伤逝》。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再一次宣告了妇女解放似乎只有很有限的可能性。当年的女学生们，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常勇敢地走出父亲之家，寻找自己所爱的人。然而，她们走出这一步，进入到丈夫之家以后，却很快发现并没有获得她们当初梦想的那样一种完满的幸福。在一个新夫权的家庭当中，女性仍然没有地位。鲁迅笔下的子君最后只能屈辱地返回父亲之家。
“海滨故人”已经成了这样一群女学生的代名词，可以列入其中的还有庐隐的好友石评梅、苏雪林等人。冯沅君后来大胆地以“杯水主义”来张扬她的爱情主张，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宣泄。
30年代的中国女性，更多的进入教育、就业之门，经济地位因此得到改变，由此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上，有了多元的选择。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女性习惯于传统的妇女之道，自愿当一个依赖于丈夫的家庭主妇。
比庐隐早几年住进愚园坊的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认识了来自浙江萧山杨之华，那时杨之华在家乡已有家庭。
杨之华是个敢作敢为的女性，当她和瞿秋白相识并产生爱慕之情后便毅然决定离开旧家庭，和不再有爱情的丈夫沈剑龙离婚。就在这一个平静的夜晚，三个人平静地解决了他们的婚姻大事。杨之华由此重新获得了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