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化的DNA”。中国或许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方言博物馆，每一种方言便是其中的一块活化石。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中国方言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野”。而由于特殊的自然、社会

　　环境，西部方言的成分之多样、结构之复杂、积淀之深厚、保存之完整，素为其他地区所不及，其中蕴涵着解开中国古代秘密的重大线索，它们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也许并不亚于敦煌洞窟的壁画和写经。

　　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方语言必将趋于弱化、乃至消失。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规律，比如两汉以后，我国北方的西夏、鲜卑、和田、焉耆、龟兹等语在民族融合过程都先后消失了。现在，中国正在飞速走向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但在非物质遗产保护方面，我们还很少关注方言。这是很不应该的。至于西部方言，傅懋绩先生就曾呼吁道：“在云、贵、川三省和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语种亟待组织力量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我国目前的方言统计总数在改革开放初期80余种的基础上又新增了4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就沉淀在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地区的不断开放、发展，一些方言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湮灭，例如在甘肃中部农村地区，前几年还大量存在的兼具古代军事、移民、宗教、祭祀、礼仪、娱乐特征的秧歌、社火等民间传统活动现已基本绝迹，而完全被电视、都市娱乐所取代――这，已经明白预示了西部方言的未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研究、记录、保存这些濒危语言具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方言的天籁一旦消失便永远不会再生。因此，如何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能够兼顾对方言的合理保护，这实在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超教授所著《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一书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它体现出了中国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白龙江流域地处甘、川交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民族融合的一大支点，所以费孝通先生曾称之为“民族走廊”，并断言其中“积沉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的一个宝贵园地。”但是直到现在，关于该流域方言的综合研究却完全处于空白。当此喧嚣纷繁之际，作者怀抱良知，心系学术，身献冷门，足涉荒僻，长期深入山沟村寨，对全流域汉语方言的形成、音系、语法及其变异进行了全面钩沉和系统描述，并通过与中原、西南官话和藏语康方言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古―普―方”大三角结合理论不能解释该流域方言特点，而必须代之以“古―少―普―方”大四角结合理论的独到见解，这就为进一步调查、记录、研究和保护该流域乃至整个西部方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和理论支撑。

　　作为一种专门针对该流域方言的拓荒性研究，这部专著也难免存在相应的局限性，例如其所涉及的一些方言现象在白龙江、渭河流域之间存在高度重叠性，这种现象究是两个流域之间相互衍射，还是第三者如羌氐、匈奴、党项或回纥等语同时浸渗的结果？书中并未给予必要的回答。好在作者正在自学藏语，并拟结合民歌、民俗研究，对渭河流域的汉语方言进行综合考察，届时必将又有力作问世，上述局限性必能全面克服。（贾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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