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学思想的来龙去脉

央视国际 (2005年01月09日 21:30)

　　我致力于民俗学的工作，是从搜集民间文艺作品开始的。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我受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征集近世歌谣的影响，开始在故乡（海丰公平镇）一带搜集当地流传的民歌土谣。稍后，又把搜集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民间叙事作品（神话、传说、幻想故事、民间趣事等）及其他民俗资料。差不多跟这同时，我对于那些野生的文艺，也初步进行了理性的考察（当时在《歌谣》周刊连续发表的一组《歌谣杂谈》，就是这种考察所得的初穗）。我当时考察所用的观点，主要是文艺学的。因为，国内现代意义的民俗学还在发生时期，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成果；国外学说的介绍也是初步的、零散的；而我自己也只在文艺理论方面（包括传统的和新输入的）多少还有一些知识。

　　20年代后期，我不但对民俗学范围的主义逐渐伸展了，而且对于这门学科本身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也在不断地扩充。我当时所能接触到地，主要是19世纪后期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理论，同时也开始涉猎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社会、人文的学说。稍后，又对法国社会学派的文化理论感觉兴趣，有所吸取。与这些情形同时，我更多地接触了民俗事象（主要凭借近人记录及古代文献），唤起了自己地一些思考。这样就形成了“把民俗当作文化现象”地初步观点。

　　我把上述观点应用于学术研究，是在1930年前后（当时我在杭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教书）着手进行《山海经》一书探究地时期。当时，我把那部古典著作中所表现的古代各种民俗事象（神灵、祭祀、征兆、法术、原始医药、自然神话、古英雄及古帝王传说等）加以疏理、论述。专著的名称，就定为《山海经之文化史的考察》（也简称《山海经研究》）。这部书，后来因为种种关系，没有全部完成和刊行（只印行过已写成的部分篇章，如《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中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等），但是，从所拟定的书名看，把“民俗作为文化现象”的意思是很显然的。这可以说是我这方面观点的发源罢。在那以后的两三年（1933年左右），我给一位努力搜集民俗资料的张清水所记录的口传故事集（《太阳和月亮》）作序，指出了故事中的许多原始风俗和观念（如禁忌、物体变形、近亲结婚及个体代替集体的观念等）的文化意义（“这个集子作为提供文化史和文化科学的资料，对于新时代拓荒的学者们……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序文在刊物发表时，就用了《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的标题。这里的意思，跟上述《山海经》研究中所表现的，不是同样明白吗？

　　30年代中期，我在东京学习，先后诵读了那些关于原始时期和古代的社会文化史、民族学（包括民族志）、文化人类学等的著作（中间包括我的老师西村真次教授的《万叶集之文化史的研究》）。它们对我的学术思想有所启迪和丰富。我那原有的关于“民俗与文化关系”的观点，因之更加强固了。

　　抗日战争前一年，我回到杭州。除教学外，我继续着对民俗学的探索和倡导工作。在这时期里，我的专业思想比原来的又有所开拓。我替所任教学校的《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风俗文化》、《民间艺术》等专号。在这些专号里，更广泛地刊载了民间风俗资料（如民间社会组织、民间医药学等）。并创用“民间文化”这一新术语，编辑了这房方面地资料小丛书（原定十种，才刊行《老东岳庙会调查报告》、《浙江的民间戏剧》两种，就因战争关系中止了）。这种活动，无疑是从《山海经》研究以来那种关于民俗的观点，在学术工作上的进一步的体现。

　　从1937年夏到1976年秋，这中间经过了民族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十七年建国、文化大革命等几个时期。我除了抗战前曾经在前线工作过一段时间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在这长时期里。我并没有跟学术工作完全脱钩。我教授“民间文学”的功课，编辑《民俗季刊》（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民间文艺集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刊物，也撰写过一些关于民间文艺的论文、随笔（如《诗和歌谣》、《民间讽刺诗》，以及几篇晚清民间文艺史论文）。但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制约和自己处境的坎坷等原因，原来那些学术活动和思想，很多没有表现的机会——甚至受到严重抑制。但也不乏一些例外。如解放初期，我在《民间文艺集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这是我在这些时期里，较罕见的一篇文章，它明确地把民俗事物（口头文学）作为文化现象，在论文题目上标榜出来。这也可以说是过去那种观点地一时闪亮吧。

　　像整个社会现象一样，1978年学术也回复了生机。我们这些久受禁锢（特别是在思想上）的知识分子恢复自由了。在这春天的大气候中，我们重上讲堂，畅情地挥洒柔翰，再建学术机构、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将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学术领域里做了过去那些年月里连想象也不敢涉及地事情。

　　自70年代后期，我恢复工作以来，在学术思想活动上，写了许多论文、随笔，作了许多专题报告。在这些文章、讲话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民俗与文化地关系（它们大都被收入了这个文集里）。我从30年代已经具有的观点，这时不仅保持着原来的性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经验、知识的增益，显然有些精进的地方。

　　从上文叙述里，可以看出，在我的民俗学思想经历中，那种把民俗看作文化现象的观点，是由来已久、并且越来越明显、越强固的。尽管如此，却还始终没有形成学科（民俗文化学）意识。它还在量的增进中。

　　“二月二，龙抬头”。条件成熟时，果子终于落地了。1989年5月4日，是伟大的政治和文化的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纪念它，计划召开一个国际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承邀参加，我答应了。我拟从那段时期里学界所兴起的有关广大民众文化的种种学术活动，通过分析、综合，给以概括的、创新的说明。因为内容涉及方面较广（从白话升格与方言调查、口承文艺的发现、通俗文学登上文坛及风俗习尚的勘测、探索），过去惯用的民俗学一词的含义，似乎不能完全包括它。这时还有另外的一种原因在鼓励我创用新的术语。大家都会记得，80年代（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我国学界对于文化问题讨论得很起劲（有人称它为“文化热”），我也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参加了这种学术活动（当时所写的一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入《话说民间文化》那本小册子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我又读过L. A.怀特的《文化的科学》、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一类的著作，并且对它颇感兴趣。因为这些原因，我就创用了“民俗文化学”这个新术语，用以涵盖五四时期那些涉及民众文化的学术活动。我那篇提交了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叫做：《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

　　这里，让我附带谈点当时讨论会的情形。参加会议的人，除中国内地学者外，还有美、俄、日、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中国的许多学者，正热心于讨论“救亡压倒启蒙”一类的问题。我的论文虽然在大会上撮要宣讲了，但在各组讨论中，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或争论。记得只有少数海内外学者向我表示了对它的兴趣而已。这种冷遇，在当时的气候下，是没有什么可怪的。

　　讨论会虽然过去了，但这个自己新提出的学科——民俗文化学，却牢牢盘踞着我的脑海。我在考虑它的学科性质及结构体系等。1991年，我前后在两个民俗学学习班上讲演过，标题为《民俗文化学发凡》，后由我的助手董晓萍根据录音加以整理，刊载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上。此文发表后，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新华文摘》曾予以转载（1993）；在地方一些同行中间，也响起了一些回声。

　　民俗文化学，虽然已经正式提出了，并且对它的学科结构等也画了蓝图，但它毕竟还是一种未完成的初基。

　　广大民众的风俗习尚（包括他们的精神产品），是每个民族文化的不可缺少部分，同时也是全人类共有的一种文化财富（尽管它在形态上是那样千姿百态）。它对于整个民族文化，起着基础作用和辅助作用；对每个民族成员的生活，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和轨范。任何人不能脱离它而生存，正像鱼类不能离开水而生活一样。

　　尽管如此，我们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认识、理解；特别是科学研究，却远远不够。这是一种必须克服的矛盾。民俗文化学，是研究民族文化的一种新兴的学科。比之于树木，它还没有强劲的主干和繁茂的树叶。但它的根柢却是壮健的。它富有生命的潜力。它具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也应该使之达到这种前途。

　　1996年

　　此文节选自《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自序，中华书局1996年。

　　来源：谣俗蠡测 （民俗学刊网 谭睿颋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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