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将文献与考古成果相结合，将东周时代的列国划分成了七大文化圈(区)，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在长江流域，溯江而上依次分布着吴越文化区、楚文化区、巴蜀滇文化区。其中，以楚文化的影响为最大。楚文化的扩张，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逐鹿中原

    ，楚文化也向北延伸。至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绝非夸张之辞。

    一、楚文化崛起于长江中

    游楚文化的崛起与楚国的崛起是同步的。在春秋早期，楚国开始变小为大，变弱为强，称雄于江汉之间，但楚人并不以此为满足。楚王熊通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史记·楚世家》)中国即中原，其问鼎中原的野心溢于言表。两年之后，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楚武王转战汉水西东，为楚人留下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其子楚文王(公元前689年至前677年在位)北渡汉水，东进方城，深入中原，使中原为之耸动。楚文王子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更出入中原，擒纵淮夷，无霸主之名而有霸主之实。当时的楚国在疆域、人口、财富、甲兵等方面已成为并世诸国之冠。楚成王孙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时，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成为春秋时期功业最为显赫的一位霸主。而此时的楚文化已有完整的形态和鲜明的风姿，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独树一帜了。楚人开疆拓土，所倚仗的不仅有占优势的武力，而且也有占优势的文化。《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也象水与舟以及风与翼的关系。其在版图扩大的同时，文化随之播散，二者基本同步。楚文化在播散的同时，也是吸收先进文化因素的良机。楚人博采众长，独创一格，至迟在春秋晚期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直至战国晚期，楚文化始终是长江文化的表率。

    二、吴越文化及其楚化

    长江下游的江东，大致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北有吴国、南有越国。东周的吴就是西周的宜，或称“勾吴”；越即戉，或称“于越”。吴越虽是两国，土著却是一族。 吴国的疆域以太湖平原北部和宁镇丘陵为主体，扩展到皖南的大部分丘陵，苏北的一部分平原，以及淮南的某些地方。越国的疆域以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南部即杭嘉湖平原为主体，扩展到浙西、皖南的山地。有时，越人从杭嘉湖平原西出，渡过长江，渗入淮南。

    上文曾论及吴国的公室是姬姓的周人，但已变服从吴俗；越国的公室是夏人的后裔，也已变服从越俗。

    吴国的振兴始于吴王寿梦，寿梦元年为公元前585年。此时吴国的政治中心已从宁镇丘陵转移到了太湖平原，何以如此，或认为有可能是吴人畏惧楚人，或者要抗击越人，或者要联合越人以制服宁镇地区的土著夷人，不一而足。吴越位于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而且原始文化十分发达的江东，可是发展缓慢，落后于江北

    。这是因为他们西北面为江所隔，东面为海所限，南面为山所阻，还由于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被淮夷阻断，因此，不易受到毗邻文化的刺激，不易接纳毗邻文化的信息，不易产生文化杂交的优势。一言以蔽之，人文的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直到春秋中期，因楚人使淮夷自顾不暇，吴越才开放了，吴人在先而越人在后。

    吴越的长技是种稻养鱼，织麻织丝、构筑干栏、制作舟楫，以及铸造农器、匠器和兵器；尤以青铜兵器甲于天下。随着楚人的东进，楚文化的播散，春秋晚期吴墓所出的文物，以及战国早期和中期的越墓出土的文物，都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三、巴蜀滇文化

    地处长江上游的巴、蜀因为山高水险的地理环境所限，长时间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这里的文化面貌仍无重大变化。后来秦、楚对抗，才给长江上游的文化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缘。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应在今成都市辖区之内。这里“地称天府”，据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 、犀、象、毡、耳毛、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铙。”总之，物产丰富。

    约在春秋中期，蜀国改朝换代，蜀王杜宇禅位于开明氏，开明传十二世。在公元前316年，蜀被秦国灭亡。限于考古资料，春秋时期的蜀文化面貌若何，目前尚不清楚。但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已粲然可观，领先于长江上游。在此时的蜀文化中，楚文化的影响也是强烈的。巴人多山居，北起大巴山，南到武陵山，东邻楚，西邻蜀，中心在长江支流嘉陵江下游至乌江下游一带。迄今所知的东周巴文化遗存，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且年代偏晚。 巴国蹈蜀国覆辙，也被秦国攻灭。但秦国对蜀地的统治是直接的，比较严酷；对巴地的统治是间接的，比较宽松。因此，战国晚期蜀文化有衰退现象，巴文化则仍有上升趋势。涪陵曾为巴都所在地，古称“枳”，战国晚期一度为楚军所占领，当地的巴文化遗存带有较多的楚文化因素是合情合理的。长江上游除了巴人和蜀人，还有分布在滇北、黔北、川西的少数民族，先秦的中原人士对他们还浑然不知，汉代则称之为西南夷。西南夷是个总称，其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都生息在高原上，或聚居平原，或散居草原、山丘、峡谷。

    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滇人建立了最强盛的国家，创造了最发达的文化。

    滇国的中心在今滇池坝，即今昆明市及其周围地区，气候温和，风光秀丽，物产丰饶。它的北部和中部有铜矿，它的南部有锡矿。滇人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两周之际，至春秋、战国之际，滇人的青铜文化即已多姿多采了。

    在云贵高原，滇池坝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因此，滇文化与周边的其它文化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共性。而且，滇文化的扩散面较大，几乎横贯云贵高原，直至武陵山东西两侧。

    滇池坝的西邻是洱海坝，在祥云县大波那村曾发掘一座相当于战国中期的墓葬，其出土

    物可作为洱海坝文化的样本。或认为先秦洱海坝文化的主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的昆明人。(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川西的大部分地区，在今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境内，春秋战国时期有石棺墓文化，其主人可能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的冉马尨 和白马，属于氐羌系统，与蜀人有或疏或密的联系，但其文明程度远低于蜀人。（来源：《中华长江文化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