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蛇类王国——赵尔宓》编导手记
发表时间:2008-04-16 14:02
二月底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新选题——赵尔宓。在此之前，我粗略地了解到他是一位以两栖爬行动物研究著称的大家。就在当天，我与赵老通了电话。电话中，他一再表示，如果可能，他将不打算接受这次采访。至于原因，他没有说。
我并没有顺从赵老的意思。两天后，登上了飞机。我明白此行的目的，与此相伴的是，临行前赵老甩给我的那个巨大问号。
三月初，成都。这座城市的特质在这个初春的季节里显露无疑：舒适、精致、自得其乐、与世无争。第二天的见面，赵老用这样的句式来向我讲述成都：这是一个让你来了就不想回去的城市。的确，才刚到一天，我就开始被这里独特的文化、美食、美景侵蚀了。言谈中，赵老无意地展示出他是一个天然的成都人，生于此，长于此，工作于此。于是，我也无意地揣摩到，在他的身上，一定有着某些无法磨灭的成都气质。顺藤摸瓜，也许能帮我解开之前的疑窦。
“您能谈谈老成都的故事吗？”我如此开场。
“1930年，我出生在成都，我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赵老缓慢、平和、娓娓道来，语气中透着一股迷人的力量。事后，我将这种特质归结为是一种典型的成都气质：略带慵懒的精致。然而，在六十多年前，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成都式的精致也许早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前途渺茫。“1947年，我十七岁，高中刚刚毕业。当时的国共两党仗打得正酣，胜负虽即见分小，但普通百姓仍感到无所适从。我的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教师的女儿。我家兄弟姊妹八个，其中有四人是学医的。当时在成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凡是四川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都可以到地方上谋得一个诸如县长之类的官职；去华西学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华西协和大学是以中国口腔医学发源地的出身而闻名全国的高等学府。但是，我这个人不愿从政，因为要和人打交道，麻烦，也费脑筋。所以对于学法律呀、当官呀，没有丝毫兴趣。本着热爱自然的天性，我就下定决心报考了华西协和大学的生物系。后来就有很多朋友反对，他们的口径几乎都一致：‘太可惜了，都考上了华西，要是选择口腔医学该多好。’华西的口腔最有名，学成之后，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不用愁的。而生物学在当时是冷门，毕业之后连工作都不好找。当时是乱世，研究动物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就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了。开学后，我找到了当时医学院的院长曹钟樑教授，请求他让我转系读医科。但曹钟樑并没有立即给予我肯定地答复，他建议我先试读一年，如仍然坚持转系，再做决定。就这样，半年过去了。然而，到了第一个学期的期末，一位留美归国的教授深深地感染了我，也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讲到这里，赵老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影集，将他刚才提到的那位留美教授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桌上，请我看。照片最下端排列着一行小字：刘承钊于1949年。“他是我国近代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创始人，也是我最尊敬的。”赵老补充道。“也许接下来你想问为什么我会走上两栖爬行动物研究之路，我觉得没有答案，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当时的我觉得顺其自然一词也许可以作为“自得其乐、与世无争”的另一种解释。也许是这种所谓的成都气质使他选择了这条路，又能在路上行走了许久而依然不知疲倦。现在的赵尔宓依然做着他五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的工作：采集、记录、整理我国境内所有的两栖爬行动物的各方面资料。对于门外汉来说，这项工作看似轻松。但对于当局者来说，确深知其中艰辛。“早在1956年，我的老师刘承钊就有一个想法：编写一部《中国动物志》，详细记录下中国境内的每一种类动物。可是，要完成一项如此庞大的工程，对于当时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的新中国来说，似乎有些任重道远。当时，中国的动物学研究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和邻国印度相比，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五十余年过去了，赵尔宓花费了半辈子的光阴来弥补这个差距。几年前，由赵尔宓负责的《中国动物志 爬行卷》已经付梓出版。但对于神秘莫测的自然界，谁又能担保完全不会再有令人惊喜的新物种被陆续发现？
“现在，我依然沿着刘承钊所开辟的道路在行走。”赵老如是说。
“也许，时时都会有新的风景入眼。”
谈话结束后，经不住我一再地邀请，赵老勉强接受了我们节目的录制。赵老的角色转换，令我倍感欣喜之余又受宠若惊。对于之前的疑问，我没有再提起，但并不妨碍我对于这一答案的想象，也许作为一位已经奉献了半个世纪人生并仍在路上的老学者，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是极其珍贵的，哪怕是用来回忆过去，也算是一种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