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摄影的同道讲过他十八次上下高原。我只是那一次，孤身上路。这之间肯定有大的区别。更大的区别是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那时摄影对我还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为了赶火车，我把相机理所当然地忘在了家里。一直以来，对此的后悔也时断时续。我安慰自己：显影在心里和在底片上有什么不同吗？回答之一是心中的影像属于完美，但这使我无法炫耀。倒也好，英雄的伤口一经炫耀也会变为耻辱，有些事情只能留给自己和最爱的人，正如有些邮票只适于收藏。
在事后，比如现在，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声称自己曾在高原上生活过，还生活以本来意义的生活，虽然只是一个星期，只是一个过客。
但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些，当时我很简单。
那些天，我一直住在拉萨河边的一家小旅店里，旁边就是罗布林卡，川藏和青藏公路的通车纪念碑。守着这些我就很满足了，没有试图走得更远，比如八一林芝，比如日喀则，或者更远些的定日，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白天，我逛大昭、色拉寺、八角街或者布达拉，傍晚回来，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落日。在河边我认识了一个藏族小伙。他走近我，问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回答他因为觉得这里很神秘。俗套而浅薄。我以为交谈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他会追问“那现在呢？”。我有些惊异，是的，那现在呢？
去过高原的人，当面对纯净，总会有哪怕些许的不安吧？不安于自己的至少斑驳。
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矫情。在电影院的黑暗里为荡气回肠的情节泪流满面，借而洗涤一下粗糙的心灵以做告慰；在生活的真实中却拒绝同样的场景，因为恐惧戏剧性的高昂成本与代价。就象一出影片的台词：在每一次的选择中，无一例外，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但我从来不选择它们。因为它们太过艰难。
我原以为能任由想象地创作，却终于明白自己首先是个作品。想到这一切，我坦然回到北京。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无法加入那种生活。虽然有种渴望若隐若现。未来等待我的，会是所谓中产阶级大熔炉的诱惑，我大概会半推半就地无力拒绝。
我的角色就这样固定在一出肥皂剧的舞台上，没有退出的决心。至多选择了一下友情客串，然后悲惨地发现，鉴于自己神经的脆弱，客串也过于危险。
一首歌在唱：“你说花开了就感激，你说花谢了就放弃。”花落了，无可奈何是最好的借口，从古至今。
当我回到北京，夏天的清晨，几百万人中只有很少苏醒了，很古典的朝阳洒在空荡的长安街上，陌生而熟悉的美丽，让我在心里惊呼一声。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高原的余韵，反正当我在行军床上睡了不知多久一觉醒来后，北京已经在艳阳下褪去了梦幻般的色彩，重又变得刺眼。从此那样的早晨我便没再看到过。但确确实实，曾有某个瞬间，北京与高原一样动人。
毕竟，没人能永远停在爱或美的感动里。
只是在偶尔抬头望天时，我试着想象曾经在离自己五千多米的高度上行走过，有些眩晕。也许五千米的高度和五千米的长度不一样，不一样得我无法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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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摄影擦肩——西藏与其它